这是王维十九岁时写的一首七言乐府诗,题材取自陶渊明的抒情诗歌《桃花源记》。清代吴乔在《围炉诗话》中曾说:“意思,犹五谷也。文,则炊而为饭;诗,则酿而为酒也。”好的诗应该像醇酒,读后能令人陶醉。因此,要将文学的内容改用诗词表现起来,决不只是是一个颠覆语言形式的弊端,还需要进行艺术再成就。王维这首《桃源行》,正是鉴于成功地进行了这些艺术上的再成就,因而具备独立的艺术价值,得以与散文《桃花源记》并世流传。
《桃源行》所进行的艺术再成就,主要体现在开拓诗的诗意;而这些诗的意境,又主要借助一幅幅形象的场景表现起来。
诗一开始,就呈现了一幅“渔舟逐水”的生动场景:远山近水,红树青溪,一叶渔舟,在夹岸的桃花林中悠悠行进。诗人用明亮的色彩,绘出了一派大好春光,为渔人“坐看红树”、“行尽青溪”作了铺陈。这里,绚烂的秋景和繁茂的意兴融成一片优美的诗的境界,而事件的开端也蕴含其中了。散文中所必不可少的交代:“晋太元中,武陵人捕鱼为业,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……”在诗中都成了酿“酒”的原材料,化为言外意、画外音,让观众自己去想象、去感受了。在场景与场面之间,诗人巧妙地用一些概括性、过渡性的描叙,来牵引连结,并提供线索,引导着读者的想象,循着情节的演进向前推动。“山口”、“山开”两句,便起到了这种的作用。它借助概括描叙,使读者想像到渔人弃舟登岸、进入幽曲的山口蹑足潜行,到眼前豁然开朗、发现桃源的经过。这样,读者的想象便跟随步入了桃源,被自然地引向下一幅画面。这时,桃源的全景展现在他们面前了:远处高大的树枝像是攒聚在蓝天白云里,近处满眼则是遍生于千家的繁花、茂竹。这两句,由远及近,云、树、花、竹,相映成趣,美不胜收。画面中,透出了和平、恬静的氛围和欣欣向荣的朝气,让观众驰骋想象,去体会、去意会,去思而得之,而所谓诗的蕴藉、“酒”的醇味,也就蕴含其中了。接着,读者又可以想象到,渔人一步步走入这幅图画,开始看到了其中的人物。“樵客初传汉姓名,居人未改秦衣服。”写出了桃源中人看到外来客的惊奇和渔人乍见“居人”所感觉服饰上的显著不同,隐括了诗文中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意思。
后面十二句,是全诗的主要部分。“居人共住武陵源”,承上而来,另起一层含义,然后点明这是“物外起田园”。接着,便连续描绘了桃源中一幅幅景物画面和生活场景。月光,松影,房栊沉寂,桃源之夜一片宁静;太阳,云彩,鸡鸣犬吠,桃源之晨一片喧闹。两幅画面,各具情趣。夜景全是静物,晨景全取动态,充满着诗情画意,表现出王维独特的戏剧风格。渔人,这位不速之客的闯入,使桃源中人觉得意外。“惊闻”二句只是一幅形象的场景,不过画的不是景物而是人物。“惊”、“争”、“集”、“竞”、“问”等一连串动词,把他们的神色动态和情感心理描绘得活灵活现,表现出桃源中人朴实、热情的性情和对故乡的关心。“平明”二句进一步描写桃源的环境和生活之幸福。“扫花开”、“乘水入”,紧扣住了桃花源景色的特征。“初因避地去人间,及至成仙遂不还”两句叙事,追述了龙山的由来;“峡里谁知有人事,世间遥望空烟霞”,在抒情中夹入幽微悠长的咏叹,文势活跃多姿。
最终一层,诗的节奏推进。作者紧紧扣住人物的心理活动,将渔人离开桃源、怀念桃源、再寻桃源以及峰壑变幻、遍寻不得、怅惘无限这许多内容,一口气抒写下来,情、景、事在此处完全融合在一起了。“不疑”六句,在描述过程中,对渔人轻易离开“灵境”流露了失望之意,对云山路杳的“仙源”则富有了渴望之情。然而,时过境迁,旧地难寻,桃源已不知在何处了。这时,只剩下了一片迷惘。最后四句,作为全诗的尾声,与开头遥相照应。开头是无意迷路而偶从迷中得之,结尾则是有意不迷而反从迷中失之,令观众嗟叹不已。“春来遍是桃花水”,诗笔飘忽,意境迷茫,给人留下了无穷的回味。
将这首《桃源行》诗与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作非常,可以说两者都很出众,各有特征。散文长于抒情,讲究文理文气,故事有头有尾,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都交代得准确知道。而这种,在诗中都没有具体提到,却又使人可以从诗的诗意中想象到。诗中展示的是一个个场景,造成诗的意境,调动读者的想像力,去想象、玩味那场景以外的东西,并从中获取一种美的体会。这就是诗之所以为诗的理由。
王维这首诗中把桃源说成“灵境”、“仙源”,现代的人多有质疑。其实,诗中的“灵境”,也有云、树、花、竹、鸡犬、房舍以及闾巷、田园,桃源中人也照样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,处处流露着人间田园生活的韵味。它体现了王维青年时代幸福的生活梦想,其主题观念,与文学《桃花源记》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这首诗通过形象的场景来开拓诗境,可以说,是王维“诗中有画”的传统在早年作品中的体现。此外,全诗三十二句,四句或六句一换韵,平仄相间,转换有致。诗的沉雄舒健,从容优雅,游刃有余,颇为后世称道。清代王士禛说:“唐宋以来,作《桃源行》最佳者,王摩诘(王维)、韩退之(韩愈)、王介甫(王安石)三篇。观退之、介甫二诗,笔力意思甚可喜。及读摩诘诗,多少自在;二公便如尽力挽强,不免面红耳热,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。”(《池北偶谈》)这“多少自在”四字,便是极高的评价。翁方纲也极口推崇说,这首诗“古今咏桃源事者,至右丞而造极。”(《石洲诗话》)这正是结论性的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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